与尸体为伍，让亡者说话

前言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法医领域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点。近日，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南洋商报》记者郑美励采访了法医杰奎琳·罗德里格兹·刚萨雷斯（以下简称杰奎琳）。今天我们推送这篇报道，希望大家通过文章对红十字法医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让遇难者尸体说话 结束等待

当人生走到最后一步，所求的就是入土为安。

在极端情况如自然灾害、战乱冲突、空难海难、大屠杀、挖掘出乱葬岗......尸体堆积如山、肢离破碎甚至已化为白骨，找出身分名字都有难度，更别说是被家人认领、安息。

本期我们专访了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法医专家杰奎琳，分享帮助遇难者找回身分的故事。

杰奎琳表示，找出无名遇难者的身分，让尸体说话，也给一直在等待的家属一个答案。

当战争、灾害或移民在迁移过程中发生意外时，抢救生还者是第一要务，但救出亡者遗体的工作也刻不容缓。这些亡者都有共同点：死亡人数多而且身分不明确。

如果亡者连身分都难以确认，自然就无法被家属认领，家人甚至不知晓亲属早已死亡，当然更别提入土为安了。也因此，在战争、灾害或迁移过程中遇难者的遗体被找到、被确认身分是极为重要的，也因此被纳入人道工作的范畴，而法医学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专业技能。

杰奎琳指出，遍布众多岛屿的太平洋地区最常发生自然灾难，气候潮湿加速尸体腐化，若未能及时妥善保留及取证，将加剧科研人员、家属在日后辨认死者身分的难度。

辨认身分的关键第一步与急救人员（又称第一反应者）是否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息息相关。急救人员可以是当地居民、军警或武装部队、ICRC人员，他们是最先抵达现场的搜救者。

一些属于遇难者的个人物品可以帮助法医辨认尸体身分

收集遗体有关证物

“他们的工作是搜救，不负责身分辨认。但他们的工作做得好会帮助法医正确辨识。搜救不只是搜寻遗体放入裹尸袋，而是搜集所有与遗体相关的证物如钱包、笔、身分证......一起带走。不幸的是，他们不知道当中的关联，把证物留在现场，要进行身分辨认时就证物不足。”

理想情况下，急救人员收集遗体和证物移交至停尸间，法医才拍照留证，但在某些冲突地区或大批尸体的灾难现场，法医无法在黄金时间接触遗体，唯有靠急救人员拍下遗体和各种证物才运送至太平间。

提取指纹是最便宜及普遍的取证方式。杰奎琳指出，遗体腐化速度取决于死亡天数、环境、气候气温，一般来说死亡24小时内是取得品质良好指纹的黄金时期。超过这个期限，科研人员拿下手指皮来得到指纹。

倘若指纹不可行，第2种方法是对比医药和牙医记录。凡是曾经求医必留下记录，这些资料可被用来与死后收集的资讯（遗体经过扫描和抽取样本）对比。

法医学专家从福克兰群岛（又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士兵公墓第一具被挖出的遗体上找到军事证件，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而之后的DNA鉴定有助于确认亡者身分。

以牙齿辨认身分

牙齿亦是辨认工具之一。但空难时遗体肢离破碎时难以分辨。更严峻的考验是遇难后数月才被发现或者昔日的乱葬岗被发现，此时只剩下白骨一堆。

没有样貌特征、服饰和个人的物件，如果急救人员（不是最适合的搜救人选）在搜救时把所有白骨混成一堆，更是雪上加霜，几乎不可能辨认出身分。

在停尸间，法医人类学家重建了在伊拉克安巴尔省萨克拉维亚一个乱葬坑中发现的遗骸。

或许你会说DNA鉴定咯。这固然可行但有难处——人体有两百多块骨头，要得知骨头A与B是否有关联，必需对全部骨头都做DNA鉴定，大量且混了不同人的遗骸，全部都要做DNA鉴定，费时又昂贵。

两母争一遗体

个人物件、样貌特征也能用来辨认身分，杰奎琳指出这不是最可靠的方式却在亚太地区经常被采用，这是因为死亡人数太多而缺乏足够人手以科学方式辨认身分。

“他们叫家人来认尸，但当你在哀悼和痛苦，你会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家人，尽管他不一定是。过去就发生过两个母亲争一具遗体的事，因为她们宁愿相信这是她们的孩子，她们要找到孩子。”

她指出，要正确的辨认遗体身分，必须集合众多资料，包括家属提供的生前资料如照片、个人物品、特征记号如文身、胎记......等，死后尸检所取得的资料，交给集合各学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检视，最后才裁决一个人已死亡以及致死原因并发出死亡证书，最后将遗体交给家属。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失踪人口公墓

失踪人口或亡者身分辨认的整个过程都涉及数据管理，也跨多个学科及部门，需要各方沟通合作才能顺利完成，而一个国家是否有相关的法令、是否有完善的资料收集、管理和保存机制和系统更是对于辨认身分的成功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身分未明不火化

基于文化、传统、担心爆发瘟疫、宗教或其他因素，多数人希望尽快让遗体安葬、火化，让死者“入土为安”，即使身分仍未被确认。

杰奎琳透露，ICRC尝试向当地社区进行宣导——尽管遗体基于各种理由而应尽快安葬，但亡者有权被确认身分，被正确的认领和安葬。

“所有宗教都强调尊重死者，但尊重死者并不是只把他放入一个地方埋葬，尊重死者是给他一个名字，他应该有一个名字被安葬，他的家人有权知道他被葬在哪里。生前他有自己的故事，我们必须留住这些故事来尊重他们的记忆，以及尊重接收遗体的家属并妥善的埋葬他们。”

格鲁吉亚17具在1992年至1993年阿布哈兹武装冲突期间下落不明的遗骸成功被辨认后举行公葬，但那已经是2016年9月的事。其中一名家庭成员表示，这对他们来说悲喜交集，令他们感激的是，至少亲人终于有了坟墓。

难道辨认不出身分的遗体就不下葬？！非也。她指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政策，其次，太平间也不胜负荷，所以在采集资料和证据并存档后，身分不明的遗体最终仍会被释出并安葬。等到若干年后，若有家属携带证据出现并与资料配对成功，便可找到已逝的亲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身分未查明之前，ICRC不建议火化。

盼遗体回归

在安葬无名氏时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下葬后没有对墓碑做妥善的标记，有些甚至以石头代替墓碑，随着时间的流逝，墓碑上的文字、数字消失，导致无名尸无法被辨认和找回身分。“你不可能挖开200个坟墓只是为了找一个亡者，这样做对其他亡者以及前来寻亲的家属都是不敬。”

“在全球，未被辨识身分的遗体为数众多，无数的遗体被埋葬在人们甚至都遗忘了的地方，而地球的另一端，或许有家长引颈长盼等了5年、10年就是为了等待遗体的回归。”

在ICRC和黎巴嫩政府举办的失踪人口纪念活动上，一名父亲拿着失踪逾30年的儿子照片。这名男子在黎巴嫩内战期间“失踪”。

与尸体为伍

来自哥伦比亚的杰奎琳在法医领域拥有25年经验，曾在哥伦比亚总检察署工作逾10年，历任多个职位，从事搜寻并辨认失踪者、身分不明受害者、人权相关工作。

她披露，自己仍在这个岗位上是因为多年前一名失踪者母亲的一番话。这名母亲认定孩子已死亡，但仍抱着希望并请求她的帮忙，最后的结局是悲喜交织：孩子确认死亡但总算找到了遗体。

从等待痛苦中解脱

“移交遗体的过程很痛苦，即使工作多年面对这种场面依然很艰难，” 杰奎琳说道。但对方反而感谢她愿意聆听并找到遗体让自己能从5年等待的痛苦中解脱。对方更促请她继续从事这份职业。

“老实说我不打算继续当法医，我要和活人一起工作，不过当这名女子这样说时，我感觉到自己有这个责任。”

“在某些国家，法医是其中一个获得报酬最少的专业，某些国家比较重视，但在其他国家......大家会觉得，你和尸体为伍。每个人看到电视剧里出现犯罪案件会感兴趣，但当你散发着尸体的味道、尸体腐化......没人感兴趣。他们像看着怪物般看你，觉得怎么会有人和尸体为伍。留下来的人是因为热爱这份工作想要帮人。”

ICRC的法医学专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历史博物院为当局和法医从业人提供建议、培训与支持。

法医承受压力大

回归现实面，法医这一领域天天与亡者为伍，接收各种悲伤的故事，充斥着沉重的心情、压力和痛苦。对此，杰奎琳表示认同。

“有时候太过专注在工作，你可能会对自己失去人性甚至失去自我，你没有看到自己的极限，因为你一心想着有人需要你的帮忙。但是，你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问题，你每天的工作接收一堆的情绪......”

她曾经因为工作而推迟与父亲的会面，岂知3天后95岁高龄、一向健康的父亲猝逝，后会无期；由于工作中充斥着家庭暴力、失踪、绑架、性侵……等坏消息，导致她一度对年幼的子女有极强的保护欲，限制孩子种种行动，孩子稍晚回家她甚至会拨电话报警。

这些“疯狂”的行为让她意识到必须自我控制，也了解到法医也是人，在助人之际自己也需要帮助，“从错误中学习，我们了解到我们需要支援，例如放假、找人聊天（心理医生、治疗师、朋友），看每个人的性格而不同。” 在她的争取下，哥伦比亚总检察署开始为相关人员推出援助计划。

本文原载于《南洋商报》（马来西亚）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网页链接。
记者：郑美励 ，摄影 ：许鸣祥，I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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